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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犯罪客体 刑法保护客体 犯罪客体要件 犯罪客体事实 犯罪客体有三层意义，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即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其次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一部分的犯罪客体，第三是在具体的犯罪成立后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现实的客体。这样层次的划分，自有其不同的作用。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在尚未为犯罪侵犯时，称之为刑法保护的客体），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但有受犯罪侵犯的可能性，若不可能为犯罪所侵害，是不能作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作为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的犯罪客体，则是一种行为作用的客体类型，对评价行为起了直接的作用。作为具体犯罪事实中的犯罪客体，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定罪与量刑，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此三种意义的犯罪客体进行讨论。 一、 刑法保护的客体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的通行观点是：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通说把犯罪客体归结为社会关系，它的条件有二，一是为刑法所保护，二是为犯罪行为所侵害，舍一不成。而有的学者，在对犯罪客体的分类中，根据犯罪客体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把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其中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也就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整体。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也就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直接客体是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1]。这种分类类似于笔者所提出的犯罪客体的一般意义上的、作为犯罪构成一部分的犯罪客体以及具体犯罪事实中犯罪客体，但仔细考虑，还是有不同之处。这种分类也没有脱离犯罪构成，仍然是在犯罪构成之中讨论犯罪的客体。笔者认为刑法保护客体，已经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一个概念，在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才是犯罪构成的一部分，作为犯罪事实的犯罪客体事实是在犯罪中发生了被实际侵害或威胁的客体，也是处于犯罪构成范围之外的。 刑法以保护为主要的目的，近代刑法开山祖师贝卡利亚以社会契约理论为思想基础，认为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忧地享受剩下的那部分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的一份份自由总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君权。君主就是这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但是，实行这种保管还不够，还必须保卫它不受每个私人的侵犯，这些个人不但试图从中夺回自己的那份自由，还极力想霸占别人的那份自由。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触的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所规定的刑罚[2]。刑法正是以刑罚为最后的手段，对社会生活进行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者在论述犯罪客体的时候，一般要区分刑法保护客体和行为客体，如日本学者野村稔说：“关于犯罪客体，必须区别行为客体与保护客体。”[3]但犯罪客体一般即行为客体，如木村龟二博士认为犯罪的客体即行为的客体，指行为侵害的具体的物或人，与犯罪客体必须区分的是保护的客体即法益。所谓法益，指由法所保护的利益或价值。从被保护的一面说，法益叫做“保护的客体”，从被侵害的一面说，法益叫做“侵害的客体” [4](P160)。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保护客体和行为客体，尽管在德日学者看来这种区分有重要的意义[4]。笔者认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与一般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之间，应该存在着差异的。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相对的主体是刑法，这是形式上的主体，实质上的主体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立法者。而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则相对的主体在形式上是犯罪，实质上是犯罪者。立法者和犯罪者的立场是相矛盾的，而之所以这两个客体可以统一在一起是因为犯罪所侵害的，正是刑法所保护的。但是，两者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立法者可以把某一类客体纳入保护的范围而使侵犯此类客体的行为犯罪化，或者把原先保护的客体排除出去，而使侵犯此类客体的行为非犯罪化。在犯罪上，犯罪行为人不可能有此种意志的，而且，刑法保护的客体和犯罪侵害的客体在作用和意义上也是不等同的，后文将略加论述。 从新的角度论犯罪客体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刑法保护的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认为是社会关系，日本学者认为保护客体并非作为构成要件的要素而包含于其中，而是作为具有价值之客体的性质，而作为规范保护的对象成为犯罪侵害的客体[4](P110)。笔者认为，所谓“成为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一种侵犯的可能性，这是刑法保护客体的一个特征，如果不存在此种可能性，则不可能作为刑法保护的对象，也不可能成为犯罪侵害的客体。刑法保护的客体，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确定的，体现了社会秩序和生活利益的而有可能为犯罪所侵犯的对象。客体应该是一种抽象的概括，而不同于具体的对象如人或物。在具体事实中可以体现为社会秩序、社会生活利益，更深层次的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的对象。这也是刑法保护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之处。 刑法保护客体，具有一系列的特征： 首先，其相对的主体是立法者。刑法自古以来就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虽然到了近代此种观点也大大的改变，认为刑法是保护社会生活的法律手段，同时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但是，仍难脱阶级的性质。刑法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规范，其主体自然是立法者，这里的立法者是广义的即代表多数的人民群众利益的领导阶级。立法活动是立法者（主体）有意识地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而表述法律的过程。立法者作为立法活动的主体，并不是简单的在直观客体和适应客体，而是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来改造客体，使客体人化，因而立法活支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自觉活动，属于主观的范畴[5]。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故保护客体的主体是立法者。 其次，刑法保护客体包含着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各国实际情况不同，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也不同。由于主体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立法者，刑法则不得不带有统治阶级的目的性和阶级性。如在我国，由于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对于自行堕胎的行为，并不认为是犯罪，而在一些国家，则将此种行为认为是犯罪，如日本刑法第二十九条专章规定了关于堕胎的犯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