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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农村报4月3日报道：3月23日，冯桂潮站在广东省佛山丹灶镇一栋四层的居民楼楼顶上，来不及环顾四周的风景，便摊开自己的工具忙活起来。他看见了一条楼顶表面的裂缝，便拿起钢丝刷顺着裂缝用力地擦了起来。 “先把裂缝上的灰尘擦干净，不然刷的涂料就沾不上了。”不一会，冯桂潮额头上就流下了汗珠，“补一米收30块，像今天补个五米就能纯赚70块”。老冯今年70岁，是佛山南海区丹灶镇石联村村民，以补楼顶为生。刚认识他的人也许想不到，13年前的他是一位拥有30人的工程队老板。 “当时想修完那条路就退休的，没想到广东省广宁县坑口镇政府到现在还没还清钱。”冯桂潮眼里含着泪水，感慨自己凄凉的晚年。 借钱垫资修县道 最后一搏为退休 冯桂潮和堂弟冯本才年轻时都做过泥水工，是在农村“砌砖起瓦”起家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两兄弟开始合作承包工程，包括做厂房、修村道等。 1997年，他们来到广宁县，参与坑口镇通往县城道路的建设。 这条443县道从坑口到县城段总长22公里。作为业主的镇政府将该路分成三段，分别让三个老板承包。当时省里对于县道的补助标准是每公里16万元，此外县政府也补助4万元/公里。当时的工程造价约为每公里60万元，余下的缺口需要镇政府自筹解决，坑口镇的对策是发动全镇群众来集资。 40来岁的陈大嫂对当时镇政府组织的集资运动印象深刻，集资标准是：农村户口的每人交50元，城镇户口的交100元。另一位30多岁的大姐偷偷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如果不交钱就不给开证明，连婚都结不了！” 当时只做过二三十万元小工程的冯桂潮兄弟，对承包这一项目心里没底，原因是该项目需要兄弟俩垫付近百万的资金。但想到是为政府修路，又看到坑口镇群众集资修路的热情，兄弟俩还是觉得值得一试。 他们算了一下，项目的利润率大约为3%，一年的工期能赚到10万块左右，还有点赚头。冯桂潮兄弟俩大半辈子的积累，加在一起有30万元左右，兄弟俩商量好，每人再各借30万。时年57岁的冯桂潮觉得，这是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件大事，便向朋友东拼西凑了30万。冯本才将房子抵押，向农信社贷了18万，剩下的向朋友借齐。 揣着近百万现金，冯氏兄弟请了个包工头，组成一个30人的工程队，便向广宁山区进发。 百万账款得零头 五年官司债依旧 1997年3月5日，冯本才和坑口镇签订了施工合同。 合同规定，从开工之日起到工程完工之日止，由镇政府按工程进度付给乙方工程款的20%，1997年12月底前再付给30%。若无法支付30%的工程款，镇政府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支付。余下的50%于1998年底前付清，未付清款项从1998年1月起由镇政府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乙方。 1997年11月底，冯氏兄弟承包的5公里工程竣工，但有100多万工程款还未到账。冯氏兄弟无数次地往返于南海和广宁之间，但每次只能拿到几千块钱，两兄弟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窖。 2004年，兄弟俩将镇政府告上了法院。当年2月27日，法院判决，坑口镇政府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1054127.90元及利息325129元(利息计至2001年12月31日)给原告冯本才。诉讼受理费17854元由坑口镇政府负担。 可等了一年多，冯本才只收到坑口镇政府的几千块钱。“我们是讨债的，不是乞丐。”冯本才每次去讨债的车费、住宿费都要好几百块。而冯氏兄弟需要面对的另一头，是当时借钱给自己的朋友，及未拿到18万元工资的包工头。 2005年8月，冯本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肇庆中院裁定，冻结镇政府占有股份的塘村电站和古兴电站的财产。可当地政府击碎了冯本才的梦想，政府称这两个电站分别涉及其他产权方和借款合同争议，法院只能将财产解冻。 2008年，冯本才向广东省高院提出异地执行。于是，案件移交给汕尾市城区法院。汕尾城区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冻结了坑口镇政府和镇财政所在广宁农村信用社的两个账户，里面分别有2万元和200万元，但后来也因故被解冻。 在打了五年官司之后，冯氏兄弟依然无法拿到属于他们的工程款。在此期间，冯本才只拿到了镇政府分五次还的欠款共两万三千五百元。 目前，坑口镇政府欠冯氏兄弟的本金和利息(算到今天的话)，再加上法院诉讼费共有两百万左右。尽管镇政府的还款遥遥无期，使两位老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个债务转嫁出去。十几年来，兄弟俩为还债一直靠打零工、修房顶赚钱。冯本才还欠包工头3万元，这位善良的老人说“打算今年还清”。 修县道欠千余万 建村道欠六千万 广宁县交通局领导认为举债修路是政绩惹的祸 “坑口镇为了修这条20多公里的443县道负债600万。”3月25日，广东省广宁县交通局副局长李金洲对南方农村报记者说，当时坑口到县城的路是砂土路，大家都要求将其硬底化。1997年，广宁县要求每个大镇每年硬底化建设不得少于3公里，小镇不得少于2公里。而坑口作为大镇，在当年就上马了20多公里的工程，一口气把镇政府到县城的县道全部修好。 “其实就是为了政绩，全然不考虑镇里的经济承受能力。”李金洲说，当时不足3万人口的坑口镇发动了群众集资，经测算集资3年才能填满省和县补贴之后的近千万缺口，但由于1999年之后禁止摊派，于是资金就出现了大窟窿。 “这600万债务及其产生的利息，仅凭镇里的收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上。”李金洲非常理解冯本才等债主的处境。 “现在省里补助高多了，造价每公里80到100万的县道，省里能补45到55万。”李金洲认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补助资金仅占工程造价三分之一的时期，“搞太大的工程风险是很大的”。 据介绍，2008年，省交通厅委托中介对修路产生的历史欠账进行了统计。当时的统计结果表明，1996年到1999年间，广宁县为修县道欠款达一千万以上，其中坑口就占了一半。“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当时大家以为省里有资金补助就如实汇报，可是统计出来的总额太大了，省里压力也很大。” 类似的情况在几年后的村道建设中又出现了。据李金洲回忆，2003年到2008年间，广宁修村道总长达800公里。除了省里给的补助外，修建造价约为25万/公里的村道，还能得到市里5万/公里和县里3万/公里的补助，但由于市、县财政困难，两级政府应支付的补助至今还有六千多万没到位，这个数字也是该县村道建设的欠债额。目前，市、县政府都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划一块出来还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