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规定，因抢救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意味着，在抢救危急病人时，即使没有家属签字，医院也能采取动手术等急救措施。

　　生命权处于权利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当与生命权相冲突时，其他权利都应退居二线，这已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共识。在手术前，患者家属的签字，乃是代替患者本人行使知情权。保障这一知情权，对于患者本人当然意义重大，但是一旦这一知情权因一纸签字求而不得时，如果还要固守“家属签字是送往手术台的通行证”，却可能因此戕害了患者的生命权。

　　事实上，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程序权利，作为行使权利的保障措施，其本身必须结合其他权利共同行使，方有实质意义。无论何时，生命权这一实体权利都应优先于知情权。更何况，家属签字只是代理行为，毕竟不是患者本人亲历亲为，因此，没有家属签字，并不必须意味着患者本人反对接受手术。

　　2007年11月，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因得不到患者家属肖志军的签字，使怀孕9个月的产妇及胎儿不治身亡。事后，北京市卫生局官员表示，在依法履行告知义务而患者及其亲人仍明确表示拒绝手术的情况下，医院暂不进行手术的做法，不违背法律规定。这一表态，曾引起极大争论。“侵权行为法草案”倘能确定“即使没有家属签字，医院也能采取动手术抢救危急病人”的原则，相信有助于使那些以医疗内部行规为托辞而漠视生命的悲剧，不再刺痛人们的良知。

　　本来理性地说，走进医院、推上手术台后，惟有医生可以信任，即使有签字权的家人，也不应被寄予高于医生的信任。但是一些过度治疗、天价药费等事件，显然影响了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他们不得不执著地捍卫自己的知情权，借此来求得保障生命健康权的自我安慰。

　　因此，解决问题的起点在于：确保公正地认定医疗措施的科学性、必要性，使公众放心地接受法律对医生紧急处断权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对患者而言，也许主刀医生由于涉嫌无法信任、家属甚至再公正的法官也由于不懂医务而无法信任。事实上，在全世界的法律纠纷中，医疗侵权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然而，域外成功经验的启示是：惟有专业和独立的医疗事故裁决机制，方能担当重任，也是解决当前公众医疗知情权焦虑的关键。

　　专业和独立的医疗事故裁决组织，应当由艺高德劭的医生和律师组成。前者精通医疗业务，能够判断在当时症状下，患者是否应当被采取紧急措施以及该措施是否适度;后者则从法律角度，衡量相关做法是否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当然，这两种专业人士都应严守回避原则，而且以声誉和公众形象为资本，对自己的判断负个人责任。为了确保专业，医疗事故裁决组织应当按照医学专业设立;为了确保独立，这一组织不应按照卫生行政管理模式设立;为了确保负责，这一组织成员每人都有投票权，且每人所持意见和“正反投票比例”都应充分公开;为了确保权威，这一组织作出的医疗责任裁决将自动生效，其有效性只接受司法审查，而不受行政或者其他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