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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医生违反职责行为的性质及赔偿
作者:匿名    文章来源:互联网转载    更新时间:2012-02-17
【摘要】2000年11月4日,受害人杜某因拒不执行某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由该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15日,并送当地县公安局看管。该县公安局内设看守所、行政拘留所,为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同一场所,但所内l号……

   [案情]:2000年11月4日,受害人杜某因拒不执行某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由该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15日,并送当地县公安局看管。该县公安局内设看守所、行政拘留所,为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同一场所,但所内l号监室看管的是行政拘留人员,杜某被收l号监室看管。杜某原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被看管期间旧病复发,在自带的药物口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杜某曾先后三次向所里医生提出输液治疗的要求,因所里没有条件输液,医生只同意为其开口服药物治疗,杜某不接受,医生即以所里只能吃药,没有条件输液为由,对杜某未采取其他治疗措施,也未对杜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同月15日,与杜某同室被看管的行政拘留人员熊某向医生反映说杜某的病情加重,但未引起医生的重视,随后熊某再次反映说杜某的病情已恶化,此时,医生才进l号监室内,经检查发现杜某的血压为O,在送往医院抢救中死亡。

    经法医鉴定,认定杜某系严重肺心病急性发作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杜某死亡后,当地县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治疗职责的医生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判决认定其罪名成立,免予刑事处罚。同时,该县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拘留决定也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后认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成立,杜某拒不执行判决,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合法。

    [裁判要点]:

    2001年1月,杜某之妻和其三女、四女向县公安局提出赔偿申请,因逾期未作出赔偿答复,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查杜某生前父母已病故,与其妻赵某生有四个女儿,其中大女、二女已成年,三女已满18周岁,但还需9个月才能完成中专学业,四女满l8周岁还差39个月。另外,赵某因邻里纠纷被他人烫伤致残,经评定为十级,赵某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已判决致害人赔偿了赵某的部分损失。

    [评析]:

    在审理中对本案的赔偿性质和赔偿义务机关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分担,—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和理解。

    一、对本案的赔偿性质和赔偿义务机关的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属刑事赔偿性质,法院和公安局是共同的赔偿义务机关。具体理由是:受害人杜某因妨害民事诉讼活动由法院决定对其实行司法拘留,杜某在被执行司法拘留期间而死亡,其死亡的后果与司法拘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即没有司法拘留的前提存在,就没有杜某在被看管期间的死亡后果,因此,作出司法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之一。

    司法拘留是人民法院对妨害诉讼活动的当事人所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因司法拘留引起的赔偿,《国家赔偿法》在第三十一条中规定应适用“刑事赔偿程序”。公安局对杜某执行看管,执行的内容仍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拘留,司法拘留的性质不因执行的场所不同而改变,而且公安局将杜某看管在两所不分的场所,也能认定执行司法拘留的场所就是看守所。看守所是对犯罪嫌疑人执行刑事拘留或逮捕后进行羁押及对被判刑的罪犯未押送到劳改场所前进行关押的场所,公安局对上述人员实行看管,其履行的应是属于监管职能。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因行使监狱管理职能而引起的赔偿,应属于刑事赔偿的范围。公安局工作人员在履行监管职能的过程中,未履行职责的行为,与杜某的死亡后果存在着直接因果联系,其工作人员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因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的,应由其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公安局也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之一。

    杜某的死亡是多因造成的一个结果,包括人民法院对杜某作出的司法拘留决定和公安局工作人员未积极履行职责及杜某本身患有多种疾病。上述原因均与杜某死亡损害后果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此,作出司法决定的人民法院和执行看管的公安局,应属杜某刑事赔偿一案的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法院对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应裁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原告按刑事赔偿程序请求赔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属行政赔偿的性质,赔偿义务机关是公安局。其理由是:1、人民法院对杜某决定司法拘留的行为,已经人民检察院调查并认定其民事判决成立,杜某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合法,决定对其司法拘留正确。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要作为本案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必须是作出的拘留决定违法,并因该违法行为已造成了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但该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拘留决定不存在违法,而且拘留决定与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该县人民法院不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司法拘留的“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往当地公安机关看管”,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在(83)法研学第3号联合通知中规定,将“妨害民事诉讼而被拘留的人放在行政拘留所看管”。县公安局对杜某看管的场所应当认定是在行政拘留所。县公安局内设行政拘留所和看守所,虽场地、工作人员同一,但在具体实施职能过程中是有区别的,其中所内l号监室看管的是行政拘留人员,杜某被收l号监室看管,同室被看管的还有受行政拘留处罚的熊某。拘留所是执行行政拘留的场所,拘留所对人民法院决定司法拘留的人员执行看管职能,其性质应是属于公安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范围。公安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造成被管理人损害后果的,其性质应属行政赔偿

    3、在杜某被看管期间,医生怠于履行行政职责是造成杜某死亡后果的原因之一,医生既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拘留所的工作人员,当医生对拘留所被看管的人员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时,其医生行为的性质应当是属于不履行行政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即“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受案范围。医生是县公安局内设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引起的赔偿,应由其所在的公安局承担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是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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