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是否必须比较小?有些学者认为，“胁从犯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其所起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比从犯还要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等于从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如前所说，胁从犯的“被胁迫”仅是其参加共同犯罪的原因，至于参加之后，其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如何，作用大小，则非胁从犯的概念所能包容。根据分工分类法，从犯和胁从犯都既可能是帮助犯又可能是实行犯。既然如此，在一个共同犯罪活动中，从犯完全可以是帮助犯，而胁从犯却是实行犯。当然，跳出某一特定的共同犯罪活动的范围，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判断，胁从犯的社会危害性应小于从犯，但从在某一共同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胁从犯完全可能大于从犯所起的作用。

　　在胁从犯的认定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胁从犯在主观上的基本特征在于虽然是非主动、非自愿的，但却并没有失去或完全失去意志自由。如果行为人在身体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则失去了与胁迫者的犯意联络，不具有与胁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6条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者只不过是胁迫者利用的工具，胁迫者构成间接实行犯，而被胁迫者不构成犯罪。

　　第二，区分胁从犯与紧急避险。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并未将受胁迫而为的一切造成损害的行为都认定为胁从犯而以共同犯罪人论处，而是视其社会危害性区别对待的。在行为人受到的胁迫是直接威胁到本人或者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安全，或者公共利益安全的危险时，如果行为人造成的实际损害小于他所保护的利益，则行为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不应作为胁从犯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胁从犯与紧急避险的界限就在于行为人损害的利益是否小于他所保护的利益.如果是因为受人胁迫，为了保护自己的某种利益，而对第三者的利益造成损害，且这种损害大于其所欲保护的利益时，则属于胁从犯。例如，某甲为了使白己免遭某乙的伤害，在某乙的胁迫下，将某丙开枪打死，则显然超出了紧急避险的范畴，而构成胁从犯，因为一般而言，生命权是大于健康权的。然而，如果某乙威胁某甲如不开枪将某丙打死，则将某甲打死，某甲在这种情况下开枪将某丙打死，是否构成胁从犯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同样应当构成胁从犯。因为紧急避险与避险过当的界限就在于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即为了保护一个合法利益而损害的另一合法利益，既不能大于，也不能等于所保护的利益，否则就构成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避险过当是因受人胁迫导致的，则行为人构成胁从犯。由于生命权的价值在刑法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某甲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损害某丙的生命，则当然构成胁从犯，但是可以考虑其受胁迫程度较大而对其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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